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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,全國文物保護單位——武陟嘉應觀鐵胎銅面碑、廟產碑,成功入選第二批河南省檔案文獻遺產名錄。
作為我國唯一記載黃河治理史的廟觀,嘉應觀始建于清雍正元年(公元1723年),素有“黃河故宮”之稱,至今仍保存有眾多歷史文化遺跡。其中,鐵胎銅面碑、廟產碑具有重要文獻價值,是了解黃河治理歷史的重要窗口。
鐵胎銅面碑是嘉應觀的核心文物,堪稱清代黃河治理的“立體史書”。此碑為雍正皇帝親筆撰文,意義非凡。該碑以鐵為胎、銅為面,其文字內容翔實記載了雍正年間黃河治理的方略、工程進展及治河官員的功績,碑體形制亦嚴格遵循清代官式標準。碑身上精雕著24條龍,線條流暢、造型逼真,彰顯皇家威嚴與對黃河治理的高度重視。碑座是傳說中鎮守黃河的神獸,模樣獨特,龍頭、牛身、獅尾、鷹爪,人們稱它為“蛟”。
更令人稱奇的是,碑座下原有一口井,它其實是黃河水位測量器。過去,人們通過往碑座蛟頭與黃河相連的小洞中投入銅錢,根據傳來的水聲大小、音色變化來判斷黃河水位的高低漲落,以便提前做好防汛等準備工作。這種獨特的設計,體現了古人治理黃河時對水文觀測的智慧,為研究清代黃河水情監測與治理提供了實物例證。
廟產碑則以光緒時期為時間原點,記錄了嘉應觀在特定歷史階段的經濟脈絡與文化生態。廟產碑立于光緒二十八年(公元1902年),上面精確翔實記載了嘉應觀的原存土地面積為“八頃九十一畝一分八厘五毫一絲七忽”。
在清朝,民間測量土地多用“竿子”丈量,240平方竿子為一畝,嘉應觀廟地面積竟能精確到“毫、絲、忽”這樣極小的計量單位,令人驚嘆。更為神奇的是,這座廟產碑還有一個獨特之處,當人們用手輕輕拍擊碑面時,仿佛能聽到樂曲,因此它被稱為“會唱歌的石碑”,吸引眾多游客和學者前來探秘。廟產碑的碑文不僅是經濟資料,更反映出當時的土地制度、廟觀經濟運營模式以及社會基層的經濟活動,是研究晚清地方社會經濟結構與民間信仰文化互動的重要依據。
歷經百年風雨,這些碑刻雖曾受自然侵蝕與人為破壞,但在歷代保護中始終得以延續。
嘉應觀黃河文化博物館黨組書記、館長翟嵩峰告訴記者:“鐵胎銅面碑與廟產碑的價值,在于它們用冰冷的金石承載著流動的歷史。此次入選不僅是對嘉應觀歷史價值的權威認可,更為黃河文化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檔案資源!
記者 王瑋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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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,全國文物保護單位——武陟嘉應觀鐵胎銅面碑、廟產碑,成功入選第二批河南省檔案文獻遺產名錄。
作為我國唯一記載黃河治理史的廟觀,嘉應觀始建于清雍正元年(公元1723年),素有“黃河故宮”之稱,至今仍保存有眾多歷史文化遺跡。其中,鐵胎銅面碑、廟產碑具有重要文獻價值,是了解黃河治理歷史的重要窗口。
鐵胎銅面碑是嘉應觀的核心文物,堪稱清代黃河治理的“立體史書”。此碑為雍正皇帝親筆撰文,意義非凡。該碑以鐵為胎、銅為面,其文字內容翔實記載了雍正年間黃河治理的方略、工程進展及治河官員的功績,碑體形制亦嚴格遵循清代官式標準。碑身上精雕著24條龍,線條流暢、造型逼真,彰顯皇家威嚴與對黃河治理的高度重視。碑座是傳說中鎮守黃河的神獸,模樣獨特,龍頭、牛身、獅尾、鷹爪,人們稱它為“蛟”。
更令人稱奇的是,碑座下原有一口井,它其實是黃河水位測量器。過去,人們通過往碑座蛟頭與黃河相連的小洞中投入銅錢,根據傳來的水聲大小、音色變化來判斷黃河水位的高低漲落,以便提前做好防汛等準備工作。這種獨特的設計,體現了古人治理黃河時對水文觀測的智慧,為研究清代黃河水情監測與治理提供了實物例證。
廟產碑則以光緒時期為時間原點,記錄了嘉應觀在特定歷史階段的經濟脈絡與文化生態。廟產碑立于光緒二十八年(公元1902年),上面精確翔實記載了嘉應觀的原存土地面積為“八頃九十一畝一分八厘五毫一絲七忽”。
在清朝,民間測量土地多用“竿子”丈量,240平方竿子為一畝,嘉應觀廟地面積竟能精確到“毫、絲、忽”這樣極小的計量單位,令人驚嘆。更為神奇的是,這座廟產碑還有一個獨特之處,當人們用手輕輕拍擊碑面時,仿佛能聽到樂曲,因此它被稱為“會唱歌的石碑”,吸引眾多游客和學者前來探秘。廟產碑的碑文不僅是經濟資料,更反映出當時的土地制度、廟觀經濟運營模式以及社會基層的經濟活動,是研究晚清地方社會經濟結構與民間信仰文化互動的重要依據。
歷經百年風雨,這些碑刻雖曾受自然侵蝕與人為破壞,但在歷代保護中始終得以延續。
嘉應觀黃河文化博物館黨組書記、館長翟嵩峰告訴記者:“鐵胎銅面碑與廟產碑的價值,在于它們用冰冷的金石承載著流動的歷史。此次入選不僅是對嘉應觀歷史價值的權威認可,更為黃河文化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檔案資源!
記者 王瑋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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